根据一项发表在《美国经济杂志：应用经济学》上的新研究，癌症诊断使犯罪可能性增加了约14%。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丹麦的大量数据，涵盖了所有居民，重点关注了1980年至2018年间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368,317人。在诊断后的第一年，患者的犯罪率略有下降。然而，大约两年后，当最初的生理冲击消退时，犯罪概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研究发现，“由于生存几率降低，癌症患者面临的预期惩罚更轻”。虽然这似乎有悖常理，但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变量是一个求救信号，而非其原因。这一现象表明，当我们因疾病和自认为应得的不足医疗保健而面临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我们对社会契约的承诺是多么脆弱。虽然疾病造成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数据显示，非经济犯罪（包括暴力犯罪）的相对增加了38%，而经济犯罪仅增加了14%。这表明背后存在一个更险恶的心理机制：生存概率。司法体系依赖于对未来惩罚的威胁来遏制犯罪。如果一个人不期望有未来，这种威胁就会失去作用。研究发现，癌症会推动那些没有犯罪记录的人首次犯罪。要理解其原因，我们必须从“理性犯罪者”的角度来看待犯罪，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由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艾萨克·埃里希推广。该理论认为，犯罪者不一定是“坏人”，而是理性的行为者，他们会权衡犯罪的潜在收益与被捕的概率和惩罚的严重性。严重的健康冲击改变了这一方程式中的所有变量。
